我撂下电话听筒，立即赶到医院，可惜晚了！我敬爱的师长刘伯承元帅，虽然体有余温，却已闭目长逝！刹那间，沉痛的怀念紧紧地拴住了我的心！
我在刘、邓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，是从一九四○年春天晋冀豫边区游击纵队并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开始的。当时我还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，虽然担任了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，实际上是刘、邓首长的学生。在工作、战斗、学习、生活，以及党性锻炼等各方面，得到他们许多的教诲。
刘伯承元帅强调主动。在作战中，他认为主动是胜利的开端，被动是失败的种子。不论是行军、作战，或宿营、训练，他总要置部队于机动位置，要求军人随时随地都要有敌情观念。在生活上，他也曾经说过，上级和下级相遇的时候，上级要主动同下级打招呼。如果下级唯恐干扰上级的思维，不便有所表示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在工作中，上级要主动、及时地为下级指明方向，解决困难，认真履行领导的职责。百团大战期间，师长在一个村子里，遇上了一个前线医疗所的年轻女所长。她由于找不到粮食，伤员吃不上饭，找不到抬担架的人而大发牢骚。师长便主动上前告诉那位所长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刚从延安调来的，情况不熟悉，不要紧，我先要司令部给伤员煮饭吃，再派人带你们去找粮食和担架，今天夜里你们一定要转移，伤员走不动，我派人来帮助你。”那们所长问：“你是谁？”他说：“我是师长刘伯承。”果然，这晚上他派了一个骑兵排去帮她们转移，并且再三嘱咐排长，要在她们驻地一里路以外把马停下来，免得马蹄声惊动了伤员。
刘伯承元帅在军事指挥上，是极其细密、谨慎，要求准确的。不论是电报或文字命令，他总要字斟句酌，反复推敲，生怕一字不准，发生误解，贻误战机。即使面授任务，他也总要先向你说明敌情、我情和友邻部队的情况，然后告诉你如何行动。他往往是很细致地把多种可能性也估计进去，而又支持你深思断行，在有利的时间、地点和条件下机动地独断专行。这种言传身教地交待任务，在一九四二年二月和五月反扫荡中，派我去二分区和六分区帮助工作时，我是亲自感受到的。他常说：“大兵团配合作战，就象乐队演奏一样，大家都要看指挥，腰来腿不来，是要害死人的！”
作为军事指挥员，刘伯承元帅对于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的尊重和重视，也是罕见的。他说：“部队政治机关是部队党委的办事机构，政治委员是部队的党代表。我们人民军队是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武装，我们必须尊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。这是对部队共产党员的起码要求。他不仅在行军、作战中非常关心政治机关，而且经常以身作则，亲自到政治部来问长问短，提出积极的建议。
一九四二年，党中央确定给他庆祝五十寿辰时，记者请他谈一谈自己的略历，他首先是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！莫谈这些好不好！大家都晓得，粉碎日寇九路围攻之后，有个记者来访我，我对他说你只准写战士，不准写我，要不我就不同你谈，即使你写了我，我也要把稿子给你撕掉！这就是略历。你们觉得怎么样！？”记者不得已，请邓小平政委来对他说：“你还是要讲一讲罗！庆祝五十寿辰是中央的决定，党的工作嘛！”邓小平政委走了，他才说：“好吧，政治委员说是党的决定，我绝对服从，咱们简略谈谈吧！”
有一次，他下部队检查工作，政治部宣传部的王干事跟他一起去了，最后在对那个部队的工作提意见时，他很认真地说：“请王干事先讲嘛，他是代表政治部来的。”
一九四三年春季反扫荡作战过后，他打电话给师政宣传部，要他们第二天早饭过后派一个干事到他那儿去一下。第二天，那位干事从政治部步行两里，到达司令部驻地的师长办公室时，不料师长已经独自正襟危坐等待好久了。干事一进门，敬礼过后首先说：“首长，我来迟了！”他反而和颜可亲地站了起来说：“我等你好久了，请坐，请坐。不怪你，怪我们没有钟表，象农民一样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真是害死人罗！时间观念对于军人重要得很，有时胜败就在分秒之间！”接着，他就把这次反扫荡作战中，发现日军在太行根据地施放毒气的情形很详细地讲了一遍，指示要在宣传工作中详尽揭露敌人的这一罪行，并县再三嘱咐，宣传工作也要争取主动，要以我们的正义性主动揭露并打击敌人的反动和惨无人道，不要被动堵水。
为了加强机关人员的战斗力，一九四二年在师的司、政、供、卫机关军事训练时，他亲自到政治部进行射击示范动作，给同志们极大的鼓舞。
一九四六年春，军调部三方代表：周恩来、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到新乡执行小组，并邀请国共两方驻军首长谈判恢复平汉路交通问题时，刘伯承元帅作为我方驻军首长，同马歇尔和国民党军驻豫北司令王仲廉等人，进行了理直气壮、针锋相对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。王仲廉首先吹嘘他的美国装备和实力，借以炫耀自己，吓唬别人，结果遭到刘伯承元帅的坚决反击。他说：“王将军首先谈起美国的武器，我不明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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